故而，对于李宏宇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三缄其口，置身事外，静待风波的平息。

果然，万历皇帝的这两道圣旨下达后在京城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官员都上奏表示反对设立海关司。

至于新军和水师，朝廷的官员则没有表现出什么抵触的情绪，毕竟明军在萨尔浒大败一事过去不久，谁都意识到明军现行的体制出现了问题，故而编练新军和设立水师也无不妥，属于强化大明的军事力量。

最为重要的是，万历皇帝指明编练新军和设立水师的费用由内库出，这样一来朝廷的官员们也就没有了反对的理由。

海关司之所以跟新军、水师受到了截然不同个的待遇，自然是因为其要管辖万历皇帝开启的海外贸易。

在万历皇帝圣旨里，海关司将主导与海外诸国的商贸往来，其所收的海关关税将纳入太仓库。

这就意味着万历皇帝决定废除已经名存实亡的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与其说是贸易倒不如是大明对海外前来朝贡的藩属国的一种赏赐。

由于洪武皇帝的禁海令，故而大明民间的海外贸易已经被禁止，大明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就是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海外藩属国派使节来大明朝贡的同时带来货物与大明有关的衙门进行交易。

大明以天朝上国自居，故而对那些不远千里前来朝贡的海外藩属国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和关照，在与其交易时不计较利益的得失，以高价收购朝贡使臣带来的货物，并用低价卖给他们大明的货物，使得其来一趟大明赚得盆满钵满。

值得一提的是，自海外朝贡的使臣团队登岸起，其团队里上上下下随行人员的衣食住行就由大明相关的衙门负责，享受着贵宾般的待遇，大明每年在接待海外朝贡使团上花费甚巨。

因为大明的朝贡贸易使得朝贡的藩属国会从大明得到丰厚的利益回报，故而不仅海外藩属国乐于其中，频繁向大明派出朝贡使团，而且一些不法之徒也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冒充海外小国的使臣跑到大明来浑水摸鱼。

大明虽然地大物博，但因为洪武皇帝的低税收政策户部每年的进项有限，哪里经得起那些海外藩属国这样折腾。

况且，大明朝贡贸易最活跃的时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原本郑和下西洋就已经耗费巨大，再加上越来越频繁的朝贡贸易，已经对大明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虽然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既宣扬了国威同时也增进了与西洋诸国的联系。

当然了，大明为此耗费甚巨，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除去庞大的船队开销不菲外，船队与沿途海外诸国的贸易也都是遵从高买低卖的原则，以宣扬大明皇帝皇恩浩荡。

这也是为何自从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后大明再也没有组织过船队西下，实在是国家的财政无法支撑下西洋的庞大开销。

所以永乐皇帝对朝贡贸易做出了规定，除了朝鲜国是一年一朝外，其余海外藩属国都是数年一朝，并且规定了使团的人数以及所带货物的规模。

由于从大明获得回报越来越少，再加上海上有着不小的风险，所以海外的那些藩属国逐渐失去了到大明朝贡的兴趣。

尤其是后来西洋大航海时代的兴起，使得西洋人乘船东侵，南洋不少国家被西洋人殖民统治，自然也就不会再到大明朝贡了。

虽然大明的朝贡贸易到了明朝后期已经名存实亡，但大明的官员一直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朝贡贸易为大明给海外藩属国的恩惠，是洪武皇帝定下的祖制，表明了大明天朝上国的身份和地位，自然不能轻易放弃。

另外，大明南方沿海走私猖獗，朝廷一些官员从中获利匪浅，故而那些从海上走私中获利的官员自然推波助澜，用各种理由反对海关司的建立，否则他们一旦万历皇帝通过海关司开启海外贸易，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万历皇帝与朝堂上的这些大臣们打交道快五十年，自然清楚届时肯定会有不少官员反对，这些人冥顽不灵、因循守旧，只知道拿着祖制和礼法说事，一点儿也不关注大明的实际境况。

不过，万历皇帝并不打算理会朝堂上的反对之声，真的把他逼急了他就把那些聒噪的大臣一脚踢出京城发落到偏远地区为官，眼不见心不烦。

其实，对于万历皇帝坚持开启海外贸易一事，朝中的大臣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万历皇帝执掌大明朝政近五十年，跟朝臣们也斗了近五十年，资历深厚，经验丰富，一旦其拿定了主意大臣们将无计可施。

鲜为人知的是，大明除了三大征外还有两场规模不小的战争，一个是平缅之战，另外一个是河洮之变，万历皇帝都与众臣意见相悖，力排众议后下了圣旨，结果取得了两场大捷。

这也是李宏宇为何着急要在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推动新军、水师和海外贸易三件事情达成，除了万历皇帝外，无论是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都因为是少年天子而对朝臣们颇为依赖，即便是想要推动这三件事恐怕也会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