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年关将近，京城里逐渐笼罩起了喜庆的氛围，年味儿渐浓。

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发酵，朝堂上的官员们围绕着是否开启海外贸易一事的争吵达到了顶点，支持和反对海外贸易的官员都想在过年前取得压倒对方的优势。

虽然很多官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反对万历皇帝开启海外贸易，但万历皇帝执掌朝政近五十年自然也有不少亲近的官员。

所以在海外贸易一事上万历皇帝并非孤家寡人，那些与万历皇帝关系密切的官员自然会支持海外贸易的事情，与反对的官员们在朝堂上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辩，由于情绪激动双方差一点就在御前大打出手。

原本，支持万历皇帝的官员们由于人数上的劣势在这场风波中处于下风，被那些反对的官员打压得透不过气来。

不过朝堂上的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形下，齐党忽然加入到了支持万历皇帝的阵营中，成为了支持开启海外贸易的主力。

紧跟着，楚党和朝堂上的一些小派系也相继成为了海外贸易的支持者，与反对海外贸易的浙党、东林党等派系的官员在朝堂上形成了对峙之势。

如果从大的地域方位来看，支持海外贸易的官员主要来自大明的北方和中部，而反对海外贸易的官员主要来自南方，以浙党和东林党为主的江南的官员为主。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自然是因为利益的趋势，江南的商业无疑是最为发达的，南方的商贾不仅在大明商界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也是海上走私商人的主体。

因此，江南出身的官员自然要维护当地商人的利益，这也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休戚相关，不希望海外贸易启动，这样一来将对江南商界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且海外走私的生意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按照常理，海外贸易的主导者应该是江南的商人才对，可海关司这次却出人意料地开出了配额，北方商人占八个，南方商人占十二个，大大削弱了江南商人的影响力。

尤为重要的是，海关司成为了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掌管海关司的人是万历皇帝的女婿，这就使得偷税漏税变得非常不容易，官员们也无法从中捞取好处，自然会引发官场的反对。

至于反对者们所秉持的各种反对由头，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维护洪武皇帝定下的朝贡贸易这个祖制，以及大明帝国的威严，实际上不过是个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借口罢了，在利益面前那种真正想要维护大明礼法的官员已经不多了。

对于官场的各派势力而言，在万历皇帝执意要开启海外贸易的情形下，最好的结果是把海关司交给户部，由户部和地方衙门共同主导海外贸易一事，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介入此事。

当然了，万历皇帝肯定不会把海关司交给文官们，那样的话他想要通过关税来充实内库的愿望就会化为泡影。

与后来年轻的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不同，万历皇帝执掌江山近五十年，早已经摸透了朝中文武大臣们的秉性，自然不会被朝臣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有一年，大臣们曾奏请万历皇帝在京城开发水田，写奏表的臣子妙笔生花，把开发水田的美好前景说的天花乱坠。

结果万历皇帝问那些写奏表的臣子，南方气候温和而北方气候干燥，要是碰上干旱水田怎么办？

这使得那些臣子顿时哑口无言，一场闹剧由此结束，倘若当时万历皇帝真的御准了在京城开发水田，那么后世的文官一定会把罪责归咎于万历皇帝。

崇祯皇帝登基后，在以东林党为主的文官们的劝说下撤掉了由宦官担任、“作恶多端”的税监，结果浙江茶税由数万两降为不足十两，令崇祯皇帝是大跌眼镜，后来不得不又重新启用税监，照样要倚重宦官来办事。

故而，万历皇帝决然不会交出海关司的主导权，那样的话他的心血可就要白费了。

如果文官集团能众志成城的话，那么还有可能迫使万历皇帝改变主意，把海关司划归户部。

可惜的是，文官集团内部派系丛生，并非铁板一块，这就使得文官集团在对待海关司一事上自然而然发生了分裂，齐党和楚党等派系的官员自然不希望看见江南的商贾一直主导大明的商界。

故而，这场是否开启海外贸易的争端逐渐转变成为了朝堂上的党派之争，各派系都想趁着此事打压敌对派系，并趁机从中壮大势力。

如此一来，万历皇帝的压力肯定就减少很多，他非常乐意坐山观虎斗，让朝堂上各派系斗个你死我活，然后他在出面收拾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