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光对这样的畅想，并不感兴趣。他在乎的只是在自己官途上面，再攫取多一些权力，来实现他内心中认为社会应该有的样子。那是一个什么社会？《礼记·礼运》里，有一段话可以概括徐崇光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换句话说，徐崇光想实现的社会，便是这《礼记·礼运》里面说的大同社会，也就是圣人描述的上古社会的样子。可惜，仅此第一条就是不可能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哪怕是后世天、朝，都不可能进行的全民选举，在这个文盲率高达九成的时代，全民选举还不是被少数人操纵？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的是每个人都能推己及人，把奉养父母、抚育儿女的心意扩大到其他人身上，使全社会亲如一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对各种年龄段的人群都要做出合适的安排。对“矜、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要实行生活保障，更充分地体现了全社会的关爱。试想一下，人性都是自私为多，怎么可能做到这样！

除此之外，大同社会还说到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在这个运输不发达的时代，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徐崇光相信古圣先贤所说，竭力实现心中的理想。还好，他没有一些不食五谷的文人，看了孟子言论，便奉为经典，要恢复井田制。要是真的恢复了井田制，天下的地主不把他徐崇光从内阁首辅的位置扯下来才怪！

徐崇光的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个大同社会的标准，即便是放到千年之后，都是高级社会。这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都相差无几，可仅有理论，没有实践方法，凭什么进入大同社会？马克思都说了，社会必定要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也是社会化集体大生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以大顺的生产力水平，即便不走弯路，起码也得千年之后，才勉强能实现，可以说徐崇光的理想，就是一个妄想的。

而陆承启就要务实得多，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游牧民族的威胁。在小冰河时期，北方的草原上的冬天，游牧民族生活极其艰辛。以至于冬天出生的孩童，存活率不到百分之十。相对于冰天雪地的草原，中原的温暖以及富饶，游牧民族通过商榷的商贾得知后，为了生存，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入侵中原。这也是为何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断起冲突的缘故，一个为了生存，一个为了守护家园，在农耕民族还是以地主阶级为主导的时代，两种文明，注定是不会和平共处的。

而宋代和明代的覆灭，与其说是高级文明被低级文明所击败，倒不如说是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对农耕民族的倾其全力一击。而农耕民族内部矛盾重重，为了利益各自勾心斗角。一方面是万众一心要竭力入侵，一方面是各怀鬼胎，不肯全力御敌，处处妥协。两相一对比，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要想改变宿命，除了预先征服游牧民族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要想征服一个武力比自己更强的民族，就要自身武力不断进化，最终压倒对手。虽然孟子说过，“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可这是敌死我活的事情，要是不把游牧民族打败的话，就是农耕民族被入侵，根本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从这方面来看，徐崇光的理想和陆承启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而两人对世界的认知，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根本不再一个频道上，换句话说就是徐崇光不管再高瞻远瞩，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所以有陆承启在皇位上一天，徐崇光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虽然那本来就是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