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无声息之下，一场舆论战展开了新一轮的战况。首先是《书社报》开始发炮，轰击《时政报》，说他们不顾君子之道，偏袒一个沽名钓誉之辈。

《时政报》当然不服气了，大家都是文人撰稿，凭什么就你的风骨卓绝，我的就不是风骨铮铮了？立即撰稿回骂。一时间，两间报社，由文人操刀，字墨为武器，又开始了一轮嘴仗。引经据典，骂人都不带脏字。要是学识少一些，恐怕根本看不懂说的是什么。

这些文人，帮着御史台，搜罗了黄锡时的诗句，扣词扣句找到了许多所谓造反的“例证”，如“赢得百姓语音好，强过一年居城中”，出自黄锡时所做《赴湖州任》一诗，《书社报》认为是辱骂先皇；“读书不读律，尔君则无术”，出自黄锡时《劝读》一诗，《书社报》则认为是隐射先皇执法不严；“东海自知浪潮咸，应教滩涂变斥卤”，出自黄锡时《观东海》一诗，《书社报》则认为黄锡时是暗中讥讽先皇设下官盐盐钞一事……如此林林总总，不下十余处，皆断章取义，谩骂当朝工部尚书。

《时政报》当然不干了，大骂《书社报》不讲道理，同时给出了反驳的理由，把黄锡时的诗句，全文摘抄在报纸上，讽刺《书社报》断章取义，污蔑当朝重臣。

不识字的老百姓，看的是一个热闹；读书不多的人，也听不懂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只是觉得好厉害的样子。酒楼茶肆，念报之人，每日都有不错的收入。皆因长安城的百姓，都来看个热闹。有些稍有学识的，还装模作样地分析上意，说得煞有介事一样。这些个老百姓，就好似在看戏剧一样，每日来追剧情，看看到底发生到哪一步了。更有甚者，已经开始编撰朝堂故事，在瓦舍之中，表演了起来。

而骂战的主力军，纷纷绞尽脑汁，撰文编稿，竭力想驳倒对手。可惜朝廷的事情，变幻莫测，又岂是他们能揣测得了的？他们又没有身在朝堂，就算是做官的，身在其中也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官场中爬摸打滚了几年的人，都不会去趟这浑水，毕竟官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说不定你顺了这个人的意，就逆了那个人的情。手腕不够，门路不多的，就只能明哲保身了。久而久之，这种模棱两可的处事态度，被奉为官场中人的处世哲学。到了后来，不知为何，就跟中庸联系在了一起，糟蹋了这千年来最为高尚的道德标准。可悲，可叹！

而这些文官，信奉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思想，把儒家捧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连带孔子的后人，孔家都成了第一世家。

力捧儒家的后果，便是这些文人，都有股莫名的自信，认为自己的能力天下第一，谁都不服。更为要命的是，儒家只是一个世界观，它并不是一个方法论，各人有各人悟出的道理。有的人悟的是真理，有人悟的道理却是似真实假。偏生这些人还不甘于平淡，纷纷著书立传，宣扬自己的思想。仅仅大顺一朝，从开国到洪祥年间，各地的儒家学派都纷纷出炉，如刚刚兴起不久的大儒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司马家的朔学等，呈现各人说各人学说的态势，谁也不服谁。

正是由于这个矛盾，读书人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少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悟的是真正的儒家道理，自然就听不进去其他学说了。各个流派的信徒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之间的争论，又岂会少了？报纸的出现，不过是因缘际会，给他们提供了争辩的场地罢了。

而就在第二日，《书社报》开始发力了，广邀同门，要在礼部衙门前，跟《时政报》的秀才们展开一场争论，由礼部官员，评论谁胜谁败。